人口红利与抚养成本|德州云-德州晚报全媒体

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对于社会是十分重要的,所以许多国家都采取某些方式来干预人口的增减。比如有些国家会对生育进行奖励以增加人口,而中国曾经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,不管是奖励或禁止,都体现了政府对生育行为的干预。不过,生育行为是家庭的决策,生不生、生多少是在家庭内进行决策,国家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调节家庭的生育行为,所以国家后来放开了二孩政策,但是这个政策在家庭层面并没有被积极响应,一些家庭并没有因为政策改变而生育二孩。

人口出生的减少被认为与生育观念的变化有关系。过去人们普遍希望多生孩子,随着社会发展,不少家庭希望少生孩子,甚至不生孩子。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,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下降的趋势,这被认为是观念改变所致。如果是生育观念的变化决定了生育行为,那么国家的人口政策对于人口增减所能产生的影响就会很小,因为人口政策并不能改变生育观念。但是,并非所有家庭减少生育都是观念改变的结果,也有许多家庭是在比较抚养成本以后作出的决策,这些家庭的生育行为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就会比较大。

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分两种情况,一种家庭几乎不受政策影响,完全是家庭的决策。比如在计划生育时代的超生户,不管承受多么大的压力,这些家庭仍然要超生;现在那些决定不生育的家庭则相反,不管政策如何鼓励都不会生育。生育观念对这些家庭影响甚大,政策很难调节这些家庭的生育行为。另一种家庭的生育行为是在计算成本的基础上决定的,如果抚养成本超出家庭的能力,他们就会减少生育。这部分家庭的生育行为会受到政策的调节,如果有更好的生育政策减少他们的生育和抚养成本,他们可能会多生。

现在一些家庭不是不想生孩子,而是觉得生不起,正是因为生育和抚养成本过高。抚养成本主要是过高的教育成本,而教育成本的提高与城镇化密切相关。在传统的农村,抚养成本不高,一个大家庭里面有祖父母可以带小孩,到上学的年龄,孩子上学下学,几乎不用家庭的照顾,所以那个时候,一个家庭会有很多孩子。但是进入城市以后,一个孩子几乎就需要一个家长的陪伴。

在城市,接送孩子上下学成为很多家长的首要工作。接送是因为城市的环境更加复杂,不仅有交通的混乱,也有安全的因素,所以大多数学校都会要求小学生有家长接送。几乎每一所小学门口,由于家长接送孩子,上学和下学时都是人山人海,交通也因此堵塞。大城市的多数学校可以提供午餐,家长早晚接送两次就可以了,在一些中小城镇,学校不能解决午餐,家长要一天接送四次。对于正处于劳动年龄的父母来说,接送孩子上下学是一个巨大的成本。

当然,许多家庭可以依靠退休的祖父母来分担部分接送的成本,但是当家庭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第二课堂以后,年轻父母的成本就很难转嫁了。微信群已经成为教师与学生家长联系的重要纽带,通过微信群,家长要检查学生的作业,督促学生完成家庭作业,辅导学生复习和预习,这些大都是祖父母无法完成的。接送还只是占用了一些工作时间, 辅导则占据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,一些家长选择辞职成为专职的“家庭教师”,对于多数收入一般的普通家庭来说,这种成本实在太大了。

很多家庭因为子女教育而导致居住成本大幅度提高。人们都熟悉天价学区房,很多学区房原本很一般,甚至破旧不堪,但只要附加上学区房的概念,价格就会飙升。还有大量家庭要靠近学校租住房屋,农民到县城租住房屋陪伴子女上学的现象非常普遍,这种现象也蔓延到大城市。尽管强调就近入学,但是学校招生范围的扩大仍然造成许多家庭租房陪孩子上学。

政府在不断增加教育投入,减免学校的各项费用,真正做到了义务教育。北京的一些学校还提供了课后的托管,以减少接送学生与家长工作时间的冲突,但这些都不能抵消城市化和集中办学所带来的成本上升,而成本上升对于家庭的生育意愿有直接的影响。如果做个简单计算,因为子女上学而增加的成本对家庭构成很大压力的时候,即使那些想生育的家庭也会大大降低生育意愿。

现在一些人希望通过政策设计来鼓励生育,甚至有的人希望对不生育的人进行变相的罚款,但这些恐怕都不足以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。要提高生育意愿,需要扎扎实实采取措施,减少家庭的生育和抚养成本,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家庭的抚养成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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