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“能救人,这很好。”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电话的那一刻,王丽娜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。
今年45岁的王丽娜是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副主任、主治医师。2026年初,她完成了一次特殊的“救治”——只不过这次,患者不是她康复病房里的病人,而是远在数千公里外的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女性。从2012年到2026年,这场生命的约定,她等了14年。
时间回到2012年,当时30岁出头的王丽娜,在医院组织的一次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中,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。作为一名康复科医生,她了解捐献的意义,却未曾预料到,这份多年前留下的血样,会在十多年后真正派上用场。
2026年1月,当配型成功的电话打来时,记忆已有些模糊的她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想起了当年的登记。“这么多年没消息,早就淡忘了。既然配上了,那就捐!”没有片刻犹豫,她当即同意。
捐献的过程比她想象中要漫长。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,采集持续了六个半小时。躺在病床上的王丽娜既紧张又兴奋——紧张源于对流程的陌生和面对陌生环境的不确定,兴奋则来自那份“中彩票”般的幸运感:“配型成功率那么低,我的身体状况又允许,能救一个人,真的很难得。”
受捐者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女性。受捐者的女儿通过红十字会转交了一封感谢信。信中的字句王丽娜没有细问,但她知道,那袋从自己体内分离出的造血干细胞,正在另一个身体里生根发芽,重启生命的希望。
直到躺在病床上,看着血液从手臂中流出,经过分离机缓缓循环,再流回体内,王丽娜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“被照护者”的感觉。
从医二十余年,作为康复科医生,她习惯了站在病床旁安抚病人、指导康复。如今角色互换,躺在医院的采集室里,接受医护的照料,这种反差让她百感交集。六个半小时的采集,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,但她并不孤单。
丈夫、孩子就守在旁边,整整六个半小时,没离开过一步。她偏头望去,丈夫和孩子并排坐在那里,正看着她。三人相视一笑,什么话都不用说。孩子守在床边,握着她的手,像个大人一样安慰着她:“妈,你就安心躺着,我在这儿呢。”家人的支持,比她想象中更坚定。
其实,在接到配型成功电话的那一刻,王丽娜心里也犯过嘀咕。作为医生,她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理论知识并不陌生,但真正轮到自己身上,那些年积攒的模糊印象这才浮现出来——她坦承,以前一提起捐献造血干细胞,脑子里蹦出来的还是“钻骨抽髓”四个字,光是想想都觉得疼。真正了解后才知道,现在的采集技术早已不是过去那样,而是通过外周血分离,整个过程中,只是在注射动员剂那几天有些腰酸乏力,采集完休息几天就缓过来了。
“身体比预想中恢复得快,除了那几天打动员剂有些腰酸,采集完休息两三天就缓过来了。”捐献后第五天,她便返回了工作岗位。回到科室那天,同事们早早替她协调好排班,笑着说:“你救人,我们替你顶班,应该的。”领导也专程来探望,叮嘱她注意休养。她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,恍然觉得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休假归来。只有手臂上那个小小的针眼,和手机里那张与造血干细胞采集设备的合影,提醒着她,就在几天前,她身体里的一部分,正在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人体内,生根发芽。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,王丽娜主动录制了一段视频,介绍捐献全过程。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破除公众误解,呼吁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。“血液病患者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愈率能达到70%,只要有匹配的供者,他们就有希望。”她说,希望血液病患者不要放弃,也希望健康人不要因为误解而却步。
如今,王丽娜已经回到日常工作中。那封感谢信被她收在抽屉里,手机里存着和造血干细胞采集设备的合影。她说,自己只是做了一件该做的事,如果这段经历能让更多人入库,让更多患者得救,就值得。